今天我要谈的是《新闻透视》的正面报道。关于正面报道，我个人也觉得比较困惑，有一点心得，借这个机会，与大家做交流。　　

　　我们知道，新闻透视是一档以舆论监督为主要特色的深度报道栏目。对于新闻透视，观众最大的收看的兴趣点在于曝光，舆论监督的题材，往往使人感到震惊，觉得刺激，容易在观众中得到反响。而正面报道，相应来说，难以取得这种出挑的效果，相比较曝光节目，它的精彩程度总要打个折扣，往往会显得比较平庸。这个恐怕是难以回避的一个事实。 　　

　　上海电视台曾经有很多创新的栏目形态和节目样式，比如说《新闻透视》，它从诞生时间看是全国的此类节目的第一个，远比央视的《焦点访谈》要早。现在有些人把《新闻透视》称为“上海版的焦点访谈”，其实这对新闻透视来说，并不算什么抬举的话。《焦点访谈》自己提供的数据说，他们的正面报道的题材占到全部节目的一半以上。我们的新闻透视，从比例上来看，在我的印象中，恐怕也不相上下。但是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外界的普遍印象是说焦点访谈是“焦青天”，说《新闻透视》“仗义执言”，专打抱不平，专门揭批坏人坏事。这就说明大量的正面报道其效果不尽人意。这一方面当然是由新闻本身的特性决定的，所谓“坏消息才是好消息”；另一方面，同时也提示我们，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中，如何做好正面报道，让你的栏目、你的报道从平庸中闪出光芒来，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这里我想先要说明一点，关于什么是正面报道，在不同的语境中，肯定有多种不同的定义，如果纠缠于概念的界定，可能需要费太多的口舌，我想，我们为了便于探讨新闻透视这个栏目，不妨大而化之，把那些除了舆论监督、曝光节目以外的深度报道题材称之为正面报道。　　

　　正面报道和舆论监督，构成了新闻透视题材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以媒体为本位，体现了一定的媒体立场。正面报道，它对舆情的导向作用，既反映在选择什么新闻事件，选择哪些当事人和旁观者的哪个采访片段，也体现在专家学者的意见表达，和节目中记者、主持人的视角、观点和评述。 　

　　新闻透视的正面报道类的报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上面交办的各项宣传任务；二是主动配合党和政府的工作，比如宣传解读新出台的政策措施、主要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还有就是弘扬美好的精神、传递先进的文化、抨击落后的观念等，也就是起到传道的作用。此外还有那些突发的时政热点新闻的配合报道等等，它所包括的题材的范围相当广泛。怎样使它做得好看，做得入脑入心，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遵循新闻的规律，从你要报道的题材中，挖掘出它的人所未见、人所欲见的新闻的要素，并且在报道的过程中设法强化这些要素。 　

　　下面我结合自己在工作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谈谈把握这类题材的体会。 　　

　　第一部分，关于题材的选择。 　　

　　首先我觉得，所谓GOOD TIME，BAD NEWS，人人爱看负面报道，这是人之常情，这是因为，它能够触动人的神经，让你在受到刺激后得到某种宣泄或产生某种共鸣。所以我们在做正面报道类的节目时，也应该注意到观众的这种心理需求，要在题材上，找到最能触动人的神经的东西。比如，很多感人肺腑的人物和事件，它所体现出来的真善美的内涵，既能够契合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又能够拨动观众的心弦，使观众产生共鸣。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有时候，观众衡量一部作品的好坏，并不会去做什么理性的分析，他觉得你能够打动他，能够深入到他内心的某个柔软的角落，他就会肯定你，觉得今天看到的片子不错。如果给新闻透视贴一个表情符号，它首先当然是那种目光如炬、咄咄逼人的包公式的表情，但是既然正面报道要占相当大的篇幅，那么，我觉得新闻透视不妨还有第二张脸，这个表情应该是温暖的、悲天悯人的，给失意的人带来某种宽慰的。这样的题材，在新闻透视中已经有所涉猎，应该还可以有更多的开掘。 　　

　　第二就是多做与群众的切身利益关联度高的又有较大新闻价值的节目。例如，现在有很多新的法律政策的出台，有些要召开听证会，有的听证会市民参加十分踊跃，因为关系到大家的切身利益。这种题材可以多多地关注。 　　

　　第三，做与群众的切身利益关联度高的节目，并不意味着可以以此为借口，去忽略那些真正重大的题材，那些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真正重要的新闻。比如审计，比如对上海搞的信息公开制度的监督，比如徐汇区、长宁区搞的政府流程再造，虽然从表面上看，离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很遥远，但它却涉及到长远的公众利益，是与打造成熟理性的公民社会有密切关联的题材。只要选择的角度得当，也能成为普通观众感兴趣的题材。有时候我觉得从小趣味出发得到的只能是小节目，而对有时显得严肃的大题材的关注，如果你有好的视角，会凸现出一个新闻立台的媒体的品质和深度。 　

　　第二部分，关于题材的加工。 　　

　　随着人们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元化，媒体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传统意义上的正面报道，它的报道效果越来越难如人愿。一些报道花了不少力气去策划、去组织，可是播出之后却没有期望中的影响力，相反，同舆论监督的题材相比，收视率还会有明显的落差。怎么样使致力于舆论引导的题材真正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提高有效性和影响力？ 　　

　　刚才讲到的是题材选择的问题，但是选择了报道的题材，还面临如何进行加工的问题。尤其对新闻透视来说，有的时候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承担了很多指定的宣传任务。这对栏目来说，确实也增加了工作的难度，但是也没有必要一味地叫屈喊冤，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一件好事，说明这个栏目格外受到重视。还有一点，从功利的角度看，获奖的概率也比较高。从1994年度到1997年度，我曾经连续4年获得上海新闻奖的一等奖，去查一查，发现这些节目全部都是正面报道，而且大部分是指派的任务。 　　

　　大家都说，做批评报道最需要的是勇气，是社会责任感，是冒险精神。那么做正面报道，它又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我觉得，要做好正面报道，所谓做好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别人说好，还有一个就是自己心里不别扭，觉得心上过得去。要达到这个标准，我个人认为，首先要有一颗敏感的心，一点精雕细琢的耐心，还有就是尽可能地不要人云亦云。 　　

　　举一个例子，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上海的开开集团还很红火。他们出钱在广西造了一所希望小学，台里要求新闻透视配合报道。我没有到过广西，就跟着去了。到了那边的山寨里，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开学典礼，领导讲话，然后开始上课。按照这个流程报道当然也可以，赞扬一下企业热心于希望工程的义举，大家皆大欢喜。但是很显然这只能是一个很一般、很平庸的报道。我不甘心，于是就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家里。这个学生成绩很好，学习十分刻苦，但是家里一贫如洗，楼下是猪圈，楼上一个火塘，搁一块木板，就是他做功课的地方。我做了一件事，去借来一杆秤，称了称他的书包。他的书包是几块不同颜色的布拼起来的，分量非常轻，所有的书和学习用品都在里面了，他没有课外书，但是非常爱学习，非常渴望看更多的书。有了这个环节后，回到上海，我买了一杆小弹簧秤，带着摄像来到一个学校门口。放学的同年龄的小学生，一个个把他们的书包过秤。6斤、7斤、8斤，里面有课外读物、字典等等，这些小学生的书包非常重。好了，有了这个直观的对比后，我的节目的切入点就出来了，我起了个标题，叫《掂掂贫困地区孩子的书包》。我觉得通过这个对比，我找到了一个我认为最能够触动上海观众的角度，并且能引发他们多方面的思考。果然节目播出以后，很多观众打电话、写信来表扬这个节目，同时也表达他们对此的看法。这些来信来电，又启发我寻找了一个新闻由头，做了一个关于上海贫困学生的系列报道，叫做《听听寒门子弟的心里话》。为了做这个报道，我印了几百份的问卷调查表，通过我们当时教育条线记者王小平的帮助，在学校里散发。这个节目播出后，也同样感动了一些观众。 　　

　　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正面报道要做好，找到好的角度很重要，它需要你用一颗敏感的心去体会、去挖掘能够打动你、也能够拨动观众心弦的视角，有时候是一个细节，有时候是一个观点，有时候是事件中的一个特别的人物。另外正面报道要出彩，相比负面报道来说，更要做得精巧，它的表现方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新闻蒙太奇、时空对比、调查、甚至暗访等等，各种手段灵活运用对你的题材进行加工。 　　

　　还有一点，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做正面报道要有一点批判思维。空话、套话、大话、程式化以及官样文章，这是正面报道最容易犯的毛病。能不能时常提醒自己，在节目中少说人云亦云、有口无心的话？ 　　

　　98年底99年初的时候领导交给我一个题材，上海的高等院校首次组团到北京去招聘人才，这当然是一个纯粹的正面题材。我到北京招聘现场拍这个节目的时候，感触很深，上海的人事制度当时刚刚有所松动，对外地人才开了一些口子。一些来应聘的高级人才说，他们喜欢上海的生活环境，但是，创业的环境，包括制度环境、人文环境，他们觉得还不够理想。上海怎样能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深度报道的题材。于是我在北京撇开招聘会现场，另外又采访了中关村的一些外地创业者，网络公司总裁——他们在上海在北京都有事业铺展，采访社会学者和教育学者——北京的杨东平、上海的杨福家、还有社科院的专家等等，做了很深入的交谈。后来就这个题材我做了一条新闻、两个透视外加一个新闻观察，都是A级片。后来上海市体改所还跟我们当时的制片人联系，说他们要就这个节目召开研讨会。 

　　大众传媒的功能，按照施拉姆的说法是有五项功能。一是监测环境，也就是作为灾难的预警系统；二是协理决策，也就是说它不仅仅起着传播信息、揭示事实真相的作用，它还需要以自己的力量来影响决策，促使社会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三是人的社会化过程，还有就是娱乐和商业。这些功能中至少前三项都与新闻透视这个栏目有密切关系。现在上海的人才政策、创业环境有了更进一步的改善，当然节目当中探讨到的有些问题还或多或少地存在。我想说的是，作为一档深度报道的栏目，观众在收看的时候，不仅在消费新闻事实，更是在消费新闻观点。媒体应该设法提供一种独到的眼光，说出人们想说、感受到了但还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当然前提是不出格、不逾规，把握好分寸，出格了当然犯忌，但一味地人云亦云，对媒体来说也是犯忌。 　　

　　总之，对于正面报道来说，题材只是给了一个起点，对题材的解读，才是节目的落脚点，是节目能够立起来的真正的支点。中宣部在布置对任长霞的宣传的时候，第一次，把《南方周末》作为它所认可的主流媒体，纳入了参加报道的名单。结果很让人吃惊，最后他们觉得还是《南方周末》做得最好。为什么它反倒要比那些做惯典型报道的主流媒体写得好？我觉得，与这家报纸长期以来形成的眼光、眼界和思维方式有关，这种眼光、眼界和思维方式的训练，使得它在做常规的树典型的报道的时候，能够不被程式化所禁锢。 　　

　　做正面报道，提倡要有批判思维的目的，是为了激发有效的创造性的思维。我记得一位新闻教育家曾经介绍过一种非常简便的“创新思维”的办法，那就是，把你想到的前三种主题和结构都否定掉。因为你很容易地想出来的主题或结构，一定也是别人容易想到的。就是说要逼着自己去想别出心裁的“第四种”。 　

　　所谓别出心裁的“第四种”，不仅在主题、结构，还包括节目样式的创新，包括它的串联词、片尾的点评怎样摆脱八股腔、绝对化、模式化等等。关于这些，我想《新闻透视》从它的历史来看，有常变常新的传统，今后应该也能走出一条新路。

　　最后，我想说一句题外话，尽管正面报道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但是，对于一个新闻频道来说，每天抽出5分钟来，专做舆论监督，个人觉得，也并不是过分的事情。当然，不是说只要做舆论监督就一定是好的，舆论监督也要不断进化。有关这个方面，我不多说了。一个栏目、一个人都应该有反思自己的能力，反思才能进步。